【纪念学会顾问胡明扬先生逝世一周年】
在逆境中奋进的胡明扬先生
名誉会长 苏培成
胡明扬先生比我大十岁，是我尊敬的前辈学者。我虽然没有机会坐在课堂里聆听胡先生授课，可是读胡先生的书，听胡先生在会上的发言，而且多次有幸和胡先生聊天，使我学到了许多东西，开阔了眼界，增长了阅历。例如1981年4月在北京市语言学会举办的“现代汉语讲座”上，我听了胡先生主讲的《现代汉语和现代汉语规范化》报告，对汉语规范化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后来读了胡先生写的《北京话初探》，懂得了“民族共同语和民族标准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民族共同语一般是自然形成的，可以没有明确的规范。‘官话’正是这样一种汉民族共同语。民族标准语是有明确规范的民族共同语，是在民族共同语发展的一定阶段人为地推广的。普通话就是这样一种汉民族标准语”。又如，2010年8月28日外研社举行了《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第二版)座谈会，胡先生在会上发了言，肯定了“第二版”取得的成果。关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宣传，他提出要低调、再低调。这一点我非常赞同。我理解所谓“低调”就是要实事求是，反对任意炒作。
胡先生对我个人给过许多关心和鼓励。例如曹先擢老师为语文出版社主编了一部《语文小丛书》，要我做副主编协助他审读一些稿件。有一次，语文出版社转来胡明扬先生写的一部书稿，内容是介绍现代西方语言学流派的。我读了以后觉得内容很好，很适合一般语文工作者阅读，建议出版，但同时也感到书稿还需要做一点加工，特别是在层次的安排上还有不够明晰的地方。我把意见反馈给出版社，出版社转给了胡先生。胡先生主动提起这件事，没有丝毫的不满意，还感谢我提出的意见。这使我深受鼓舞。2007年，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基金委员会评审第五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胡先生被委任为传统文化与语言文字学评审组的负责人。胡先生向有关领导提出要请我参加评审组，理由是我做事比较“公道”。领导接受了这个意见，我有幸参加了这次评审活动。我们这个组在胡先生领导下，各位委员团结协作，圆满完成了任务。2011年1月9日，我收到了胡先生寄给我的贺年卡，我受宠若惊，胡先生是前辈，哪有前辈给晚辈拜年的道理呢！为弥补我的过失，我赶紧回寄贺卡向胡先生拜年。通过以上几件小事，我深深感到胡先生真是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
2011年6月胡先生走了，他留给我们的学术遗产十分丰厚。胡先生撰写学术论著时坚持的“三新”原则——材料新、方法新、观点新，对语言学学术水平的提高起到了示范作用。今天，当我们重读胡先生著作时，请不要忘记这些著作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写成的。新中国建立之初，胡先生在外交部门工作。由于生于地主家庭，审干期间遭受无端怀疑，后来调到人民大学，改行从事语言学的教学和研究。直到“文革”结束，不白之冤才得以昭雪。人生最宝贵的时间就这样在苦痛中消磨了。改行谈何容易，何况语言学是门比较复杂的学问。胡先生改行时面临重重困难。胡先生说：“应该感谢老一辈的语言学家，特别是吕叔湘先生对我的帮助和鼓励很大，没有他们，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年轻人是很难叩开语言学大门的。”可是不论别人给的帮助有多大，自己不努力也会一事无成。胡先生在逆境中没有消沉，而是决然奋起，终于取得很大的成绩，其间付出的心血是很难用言语来说明的。
今天，我们在缅怀胡先生的高尚人品和精湛学问的时候，应该从胡先生的不幸遭遇中吸取一些教训。知识分子是先进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只是当他们的人格和思想真正受到尊重，作用得到切实发挥，民族才能振兴，国家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