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国运昌，国文兴”。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就有学者预言：汉语文化将在21世纪大放光彩。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和国际影响力的迅速崛起，“汉语热”在世界范围内悄然兴起，汉语文化呈现蓬勃发展之势。当汉语文化的复兴之势日益明晰之时，汉语的现代转型问题不容回避。
一、以现代理念引导语言的革新，推动汉语文化完成现代转型
推动汉语文化的复兴，关键是推动汉语文化的转型。所谓汉语文化的转型，是指以批判、选择、整合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完成汉语文化从前现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升华。语言是文化的家。任何文化的自我提升最终都会落实为语言层面的革新。在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政治革命形成了连绵的动力，最终造就了西方现代语言体系。在中国，要推动汉语文化完成现代转型，亦须创造出相应的语言体系。正由于意识到了这种必然性，梁启超、胡适、鲁迅等都曾倡导“语言革命”。现在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就是这个转型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造文化的愿望使得知识分子不断反思和总结汉语的历史，寻找中国文化复兴的机缘。
回顾“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胡适曾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他指出：“我们在北京大学的一帮教授们，在四十年前——四十多年前，提倡一种所谓中国文艺复兴运动。那个时候，有许多的名称，有人叫作‘文学革命’，也叫作‘新文化思想运动’，也叫作‘新思潮运动’。不过我个人倒希望，在历史上——四十年来的运动，叫它作‘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多年来在国外有人请我演讲，提起这个四十多年前发生的运动，我总是用chinese renaissance(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这个名词。renaissance的意思就是再生。”胡适之所以这样总结这段历史，是由于他认为：“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既复活了以往流传于民间的“活的语言”（白话），又催生了符合现代性理念的新汉语。也就是说，它推动汉语文化走上了现代转型之旅。
然而，复杂的因缘际会使得汉语的现代转型至今尚未完成：白话文固然被复活了，但汉语中依然积淀着许多前现代理念。在当代中国社会，要推进这个未完成的进程，我们需要进行多向度的工作，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以现代理念引导语言的革新。
在总结现代理念时，德国启蒙思想家康德曾将之归结为三点：“首先是根据一个社会的成员（作为人）的自由原则，其次是根据所有的人（作为臣民）对于唯一的共同的立法的依赖原理，第三是根据他们（作为国家公民）的平等法则而奠定的。”
平等是现代社会的核心理念之一。以平等理念为尺度衡量现代汉语文化，我们就会发现许多难以回避的问题：譬如“父母官”、“百姓”、“打工仔”、“垃圾佬”等被频繁使用的词语，依然显露出根深蒂固的等级意识；人们言说汉语时，经常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歧视弱势群体的倾向；不消除这些欠缺，汉语的现代转型就难以完成。
二、职业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身体歧视：汉语现代转型面临的一些问题
具体来说，歧视类语言至少延伸于如下维度：
一是职业歧视话语。在前现代文化中，职业歧视理念常常直接化为学术语言和日常话语，中国也不例外。我国元朝时即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匠八娼九儒十丐”之说。“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这都折射出等级制的思维模式。1978年以后，我国开始改革开放并引入平等现代理念，但传统社会延续下来的等级制思维依然影响着人们对于职业的评估：随着对知识经济的热捧，体力劳动者的价值常常被低估，甚至会成为歧视的对象。当然，这种歧视往往体现为下意识的话语操作，言说者大都没有觉察到自己有什么不妥。正因为如此，某些看似无意识的表述实际上大有深意。例如，某电视节目中就有这样的台词：“看你像个力工！”显然，剧中人认为：力工的地位卑贱，像力工是耻辱而非成功的标志。这是十分直白的等级制表述。类似的例子还有“发廊妹”、“垃圾佬”、“打工仔”之类具有明显歧视倾向的称呼。
二是性别歧视话语。在传统文化语境中，有关性别的语词具有明晰的等级性特征：男人——天、阳刚、进取、高贵、统治；女人——地、阴柔、守护、受治。自“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今，这套编码体系虽然受到了挑战乃至批判，但有些仍延续到现代汉语中，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与行动。譬如，男性常常用褒扬性的词汇形容自己（如“大男人”），女性则习惯于用自贬话语迎合男权社会的逻辑（其典型的例子是称自己为“小女子”）。一旦大/小的所指秩序发生了变化，女性就会受到男性的集体排斥（如“女强人”常常难以进入婚姻殿堂）。于是，对女性的话语歧视成为常规的语言学现象。甚至在我们极力避免这种歧视时，言说的惯性依然在支配我们。
三是年龄歧视话语。在传统文化语境中，老年人的地位具有背反性的特征：一方面，包括儒家在内的主流文化体系强调尊老爱老；另一方面，“扶老携幼”、“老有所养”、“惜老怜贫”之类表述又凸显老人的弱势特征。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有关“青春中国”、速度、力量、竞争的言说弱化了尊老的文化传统，于是，与年龄有关的歧视话语开始增多。许多常用语词暗示老年人是生理或社会方面的弱者，表达了对老年人的刻板印象。当老年人被卷入网络论争时，辩论中的另一方习惯于使用“老不死的”、“老家伙”、“老废物”、“老流氓”之类歧视性语言。经过巧妙的语言伪装，此类歧视话语有时甚至会进入主流文化的殿堂。这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歧视倾向：以年龄为尺度，人们下意识地或有意识地形成了一整套等级体系，将歧视之剑指向无权无势的年长者。
四是身体歧视话语。在许多前现代文化语境中，某个人如果在身体上具有异于大多数个体的特征，就有可能成为歧视的对象。譬如，《水浒传》里经常出现“秃驴”这样的表述。当代汉语中依然拥有不少类似的说法。像我们经常使用的“残疾人”一词就具有明晰的身体歧视意味。“肢残”强调的是残（残疾、残缺、残废）。残是缺陷。说一个人具有缺陷已经是在进行否定性的评价，显然包含了歧视意味。诸如“聋子的耳朵——摆设”、“瘸子走路——路不平”、“瞎子点灯——白费蜡”，“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之类歇后语，都强调被指称者的缺陷和无能。很多人之所以不觉得这样说有什么不妥，是因为他们习惯了语言中的身体等级制编码。正是由于这种思维惯性，嘲笑身体缺陷成为某些喜剧的表演策略。某位笑星的拿手好戏就是模仿障碍人士的姿态和动作，以夸张的语言强调后者的无能和滑稽。很多人视此为喜剧天才的幽默表演，常常报之以开怀的大笑和热烈的掌声。但这种热烈的氛围其恰恰暴露了一种需要反思的文化缺陷。
三、不断弘扬现代平等理念，去除歧视性话语，推动汉语文化的复兴
去年，第六版《现代汉语词典》拒收“剩男剩女”等新词引起了热议。对此，主持修订的负责人解释说：“不收剩男剩女，因为考虑到完全可以以大龄青年之类的词去形容，戴上一个‘剩’的帽子，对这样一部分人是不尊重的。”这是现代汉语“去歧视化”的一个重要体现。
由于歧视话语具有共同的深层结构，因此，只要找到支配歧视话语的深层语法，就可以勘探、眺望、筹划、走向超越它们的道路。产生歧视话语的根本原因是现代平等精神的缺席，解构和清除它们的终极方法只能不断弘扬现代理念，推动汉语文化的文艺复兴。“新生”不可能脱胎于复古癖，孕育它的是创造未来的生存实践。恰如西方的文艺复兴推动欧洲开启了从前现代到现代的转型之旅，中国汉语文化的复兴也必须超越对圣贤之学的单纯继承，应以批判、选择、整合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完成汉语文化从前现代形态到现代形态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汉语的字、词、文本都必须经历必要的革命，以消解积淀于其中的主奴关系、等级意识、家族本位观念，最终造就出洋溢着平等意识的全新汉语文化。
西方的文艺复兴之所以是一个“新生”，就是因为它消解积淀于旧语言中的等级意识（如主奴观念）。在人文主义的推动下，旧的“主人”、“奴仆”等逐步退出现代生活。这个变化的结果就是催生了人人平等的公民文化：“至于结合者，他们集体地被称为人民；个别地，作为主权权威的参与者，就叫做公民，作为国家法律的服从者，就叫做臣民。”每个公民都是社会共同体的主体，均具有“主权权威”和不可忽略的尊严。既然人和人具有共同的身份，那么，刻意强调其阶级、性别、地域、年龄、职业、肤色特征就只会引起争议。于是，西方开始全面革新自己的命名体系（如以“原住民”取代“土著”等有歧视倾向的称呼）。
要将汉语文化的转型推向新的层面，我们同样必须找到指称个体平等品格的语词，建构符合平等理念的命名体系。我认为，公民这个概念很可能是最能胜任这个使命的原初词语：其一，它是现代性转型造就的概念——在现代社会，作为权利-义务主体的公民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以公民（社区公民、国家公民、世界公民、地球村公民、生物公民）概念指称个体能够敞开现代性精神的内核；其二，以公民为基本范畴，我们可以搭建一个体现平等精神的语言平台——你是公民，我是公民，作为公民的我们完全平等。在这个语言平台上，平等的尺度会明晰地显现出来，从而使消解歧视话语的具体操作会更有成效，汉语的现代转型之路将会更为宽广。
四、平等理念为汉语文化的现代转型提供了最基本的尺度和话语平台
汉语文化的现代转型具有多个维度，消除歧视话语仅仅是我们需要做的工作之一。在探索歧视话语的起源和消解路径时，平等理念为我们提供了最基本的尺度和话语平台，始终推动着我们的思与行。
关于职业歧视话语的消解。职业歧视源于不平等的社会理念：在金字塔形的传统社会结构中，人们服从等级制的逻辑，上层对下层的歧视属于世道运作的常规形态。在现代公民文化语境中，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生产和传播歧视话语非但不再具有合法性，而且会成为被批判乃至惩罚的对象。为了不违背平等理念，个体自然会寻找新的职业命名方式。譬如，称国家领导人为“公务员”就属于现代命名，它凸显了职业层面的平等品格。再如，以前人们习惯以“打工仔”、“打工妹”、“农民工”等名词指称普通劳动者，现在则改为“普工”、“基层工人”、“进城务工人员”，言说的价值倾向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关于性别歧视话语的消解。人无论男女，均为公民；将歧视之剑指向任何一方，均无合法性。在日常言说和正式表述中，我们完全可以采用更具有普遍性的表述，没有必要非得强调人的性别特征：职工、工作人员、董事、教授、专家、博士之类语词本身就具有指称全体的功效；除了某些特殊情境外，加上“女”的前缀只会产生歧视意味（譬如女博士、女强人、女官员就是如此）；至于寡妇之类的称呼，则常常为歧视语境增加暧昧的氛围，理应为“离异者”或“单身人士”等更中性的表述所代替。进而言之，言说的天平必须保持平衡，不能偏向单个性别：譬如“一决雌雄”之类表述暗示女性的弱势地位，理应废除；“男主外，女主内”的俗语暴露刻板的社会定位，也应谨慎使用。由于中国文化强调“一阴一阳之谓道”，性别意识已经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本体论、宇宙论、认识论、方法论建构，因此，消除性别歧视话语很可能会推动汉语文化进行全面的现代转型。在这个过程中，收获之丰盈或许会出乎我们的预料。
关于年龄歧视话语的消解。年龄歧视主要指向年幼者和年长者。以年龄为尺度，人们建立了一套具有背反品格的等级制体系：对于拥有权位者，较高的年龄意味着经验、威严、合法性；指称普通人时，年长或年幼者却被视为弱者的属性，与之相关的言说常常造就歧视语境。要解构这种思维惯性，就不能不剑指等级制本身：在现代国家中，人无论年长或年幼，均是平等的公民，皆有工作、表达、生活、享受的权利；刻意强调其年龄特征，难免会使现实的天平倾斜，妨碍其合法权利的实现；去掉不必要的年龄叙事，才能消解与年龄相关的歧视。譬如，疾病、罪错、苦弱之类属性与年龄没有必要联系，“老年痴呆症”、“老废物”等词语仅仅表达了某种偏见，理应逐渐退出活的汉语体系。
关于身体歧视话语的消解。身体歧视体现为两个维度的话语实践：其一，将某些身体特征定义为缺陷；其二，暗示具有相应特征者不应该享有特定权利。从公民文化的角度看，身体歧视话语忽略了人和人的平等品格：在公民共同体中，人无论具有什么样的身体特征，都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拥有平等的权利，因此，言说者不应该刻意强调某些身体特征（如聋、哑、瘸、瞎、脑残等）；在必须表述身体的个性差异时，则需要寻找最能体现平等意识的语词。譬如，英国主要电视台在谈及肢体残疾人士时，不再用“瘸子”等具有价值倾向的词，而是以“他的腿不能工作”或“障碍”等说法指称同样的事实。这表达了对个体的尊重。我国应该尽快更新相关词汇，消除身体层面的歧视话语。
总之，平等理念是推动文化现代转型的重要理念。在中国文化发展中，我们要以平等理念推动语言层面的现代转型。
（作者为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