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史传说汉字是黄帝的巫史仓颉造的，造字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淮南·本经》“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古的殷商甲骨文已经是成熟的文字，也是巫史阶层使用的。周人指出，商人的祖先已经有典册（《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则夏代时他们已经有成套的文献，这可能是向夏人学的，所以才用“雅（夏）言”写下来。那么推测其创始于黄帝时代的巫史阶层也是合理的。但自源文字皆约定俗成，不可能是某个个人能造成的。虽然《世本·作篇》说“沮诵仓颉作书，并黄帝时史官。”除了仓颉，还有沮诵，但即使两个人还不成，大概仓颉沮诵这两人在整理、传授文字上有过功绩。所以秦汉的小学识字教本称为《仓颉篇》。
在汉字形成后，则历代根据社会需要，依照造字六法（六书）增加造字则代有其人。我们还能找到一些具体的有名有姓的造字者。尤其在记录方言、外族语言的新词方面需要更为迫切。所以西汉代的杨雄应该算一个，他写《方言》，为了记通语没有的方言词，除了用同音字外，也自己造字。罗常培为周祖谟《方言校笺》写序就指出“忄奄（爱）、忄夌（哀）、妦（好）”是杨雄自己造的字。第十卷专集楚语，云“湘沅之会凡言是子者谓之‘崽’，”这是表幼子的崽；“啙，短也，江湘之会谓之啙。凡物生而不长大又曰癠。”此即今湘方言小称用的‘唧’字。卷2“（毳，物行敝）楚曰[巾监][巾巫]”，卷9“丹阳会稽之间……泭谓之“簰”（下原作捭）”，这些方言词今尚通行于吴语区。比如这类字，可能也是由他新造的。
其次是东汉至六朝的梵经翻译者，许多梵音词汉语没有，除部分用译音外（如“偈”“劫”），也只好造新字。比如以“迦佉伽”译梵文ka、kha、ga；以“塔刹梵僧”节译stupa>thūpa、ksetra、brahman、samgha，“呗懴儭钵”节译pāthaka、ksama、daksinnā、pātra 。以“袈裟”译kasāya（下初从毛），“菩萨”节译bodhisattva（初译扶薛，后由薛造萨）。这是一个译者群，不能具体指出谁造什么字了，但其中的“魔”译māra，据说是梁武帝定的。《翻译名义集》卷二<四魔篇>“辅行云：古译经论，魔字从石，自梁武来谓魔能恼人，字宜从鬼”。其实传入西域新名词在西汉时张骞输入苜蓿蒲陶（后作葡萄）时已经开始。
还有适应避讳的要求。三国时吴景帝孙休是个爱当新仓颉的人，他认为帝王名字给避讳造成不便，就给四个儿子取名取字造了8个新字。《三国志》引《吴录》所载孙休的诏书说：
“人之有名，以相纪别，长为作字，惮其名耳。礼，名子欲令難犯易避，五十称伯仲，古或一字。今人竞作好名好字，又令相配，所行不副，此瞽字伯明者也。孤尝哂之。……孤今为四男作名字：
太子名[雨下单]，音如湖水湾澳之湾，字莔，莔音如迄今之迄；
次子名[雷下大]，音如兕觥之觥，字[西下升]，音如玄礥首之礥；
次子名壾，壾音如草莽之莽，字昷，昷音如举物之举；
次子名[亠下先攴]，音如褒衣下宽大之褒，字[火上禾午]，音如有所拥持之拥。
此都不与世所用者同，故钞旧文会合作之。夫书八体损益，因事而生，今造此名字，既不相配，又字但一，庶易弃避。”
孙休诏给以上八字只注音未注义，但字义实亦可求。“名”4 字：[雨下单]《说文》：单，大也，则此字表雨大，[雷下大]自表雷声大，壾是改“彭”（《说文》鼓声也）来的，表鼓声大，[亠下先]是衣的变形，故此即改制褒字，表衣下宽大。所以此四字皆表大。“字”4 字之“昷”是个错字（如是“温搵”所从之昷，读“举”就与旧文冲突），《通志·六书略·论创意》引作[昂下乚]，此无疑就表昂举；而《集韵》与“莔迄”同音的“扢，奋舞貌”、“掀，举出也”、“佾（去人），《说文》振佾（去人）也”，亦皆表振举义（莔当由佾（去人）和休必切的“矞”（音）揉合损益而成，下当开口，传写讹成闭口，则与庚韵武庚切贝母义的莔混同了）。[西下升]由“遷”的声符本字改制，《说文》本义“升高也”，[西下升]《广韵》胡涓切音悬（《集韵》胡千切又胡涓切），闽语“悬”就表高。故此三字皆表高举昂升，惟[火上禾午]表烧火热气上仵、腾拥于上空，畧微有别而已。孙休笑别人取名用好名好字，他自己虽改作新字，亦不能免俗取好义吧。
《颜氏家训·书证.》指出:《尚书》影响，《周礼》测影，《孟子》图影，《庄子》问影等字，“皆当为光景之景。凡阴景者，因光而生，故即谓为景。……至晋世葛洪《字苑》傍始加彡，音於景反。而世间辄改治《尚书》《周礼》《庄》《孟》从葛洪字，甚为失矣。”此是说影字是从景字转注分化而来（古音 ’krang→’rang来自krang），但加彡是葛洪所造。《集韵》也说“景（影），於境切，物之阴影也。葛洪始作影。”这是造字人标于字书的一个显例。
《书证》篇又记晋时吴人张敞写《东宫旧事》，爲记录吴音“逐乡俗讹谬，造作书字”。例如“以糸傍作禁代绀字；木傍作展代盏字；金傍作霍代镬字，又金傍作患为环字，木傍作鬼为魁字，火傍作庶为炙字，既下作毛为髻字。”列了好多俗字。
武则天改唐为周，在690年称帝改正朔前后，为了察看群臣对自己的顺逆、忠诚程度，特在凤台侍郎宗楚客帮助下造了17新字，用于奏章的年号、年月、国君人臣称谓上，计：
年号“载初、天授、证圣”“年月日正”凡10字，圣讳“照”“国君人臣”凡5字，共15字（另造“地星”是凑足两象三光）。其中实多采用古异体（《六书略》指明“天日年正授国地星”），只“载初证圣照君臣人月”九字是新造的，现在大家所知的则是她的名讳所用的“曌（照）”字。（六书略18字“月正”各有异体，戴为载误分，实15字，缺列“人君”）。
《六书略》“论变更”还指出：“對”左下原有口，汉文帝以“言多非诚”去之；“隋”原作随，隋文帝嫌“不遑宁处”去走之；“疊”原作曡，王莽以三日太盛改；“騧”右类祸，宋明帝改从瓜；“影”旧作景，葛稚川加彡；“阵”旧作陈，王逸少改用车。点出不少造新字者。
历代字韵书皆增添不少新字，也关注方言字的集录，梁顾野王《玉篇》收“侬，吴人称我是也。”《切韵》蟹韵“荬，吴人呼苦苣”。《广韵》登韵“膯，饱也，吴人云，出方言”。《集韵》更记录不少方言字音。如求於切：“亻渠，吴人呼彼称”, 呼贡切“吴俗谓草木萌曰蕻（下为栱）”，乌化切“吴人谓挽曰搲”，旨韵之诔切：“闽人谓水曰沝”，狝韵九件切：“闽人呼儿曰囝”。唐人已有取方言字入诗的，有名的顾况《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即以闽方言字写了“囝”诗。但究竟是当地俗字还是顾况自造的，韵书并没交代。
宋末永嘉戴侗《六书故》特重视俗字俗音俗义的记录，“晒墩烊圳”等后起字，“打”都假切，“尿”息遗切，“廿”读念，“泡训以汤沃物，妮训婢，篰训篮类，链训锒铛之类，剩训用余”等新义皆他首录（实是利用旧瓶装新酒，为新词造字）。所记温州虫鱼如“[鱼每]”(梅童鱼) “[鱼孱]”(龙头鱼)等，有些或是他新造，如“螠，乌介切”（海滩小蟹）、字书都无此音义。
从宋元戏文元曲到明传奇，从宋元话本到明小说《三言两拍》，从乐府到冯梦龙《山歌》，方言字加速进入文学作品，至清代《何典》《海上花》方言小说，“囡啥倷”等字都出现了。
现代除科学界翻译新词大造新字外，文化界也仍造有新字，如刘半农1926造代词“她”，鲁迅1929致舒新城信承认《故乡》的“猹”字是据乡音“生造出来的”（绍兴乡音查，指一种獾）。郑张1964记温州话一个特殊音节，也造过“扌助”[dzou6，用力捺下]，可能本来自“挫”的白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