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吟是儿童的一种天然需要（周作人），游戏是每个儿童成长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精神营养素，歌谣、游戏给儿童带来了无穷的乐趣，同时，也展现了孩子们的智慧、灵感，游戏过程是对成人世界的理解、模拟与演习，其间释放了情感、锻炼了胆识、体验了社会角色，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以“儿戏”、“歌谣”为研究对象，探究语言交流、文化传播，历来受到文人学者的青睐；不仅如此，歌谣、游戏的深层价值也日益受到关注，它在传承文化、积淀情感、再现集体记忆等层面的意义更有待重视和发掘。
一、歌谣游戏的多重功能
歌谣是儿童语言习得的重要途径。“盖儿歌学语，先音节而后词意，此儿歌之所发生。……”[1]p.31从儿童的语言习得来看，婴幼儿在摇篮中，便耳闻母亲、祖母或外祖母所唱的儿歌；牙牙学语之时，虽不能口齿清晰地唱诵，但已能随着熟识的童谣的节奏手舞足蹈，童谣中的韵律、充满情趣的歌词，迎合了儿童心理，童谣顺、短、趣的艺术特征使得它琅琅上口，便于传播，它对于练习孩童发音非常有用，尤其是绕口令，通常是有意采用音近的词语，假设一段故事，以使诘屈拗口的语段充满乐趣，我们从《妞妞扭牛》中就可窥见一斑：
牛牛要吃河边柳，妞妞赶牛牛不走，妞妞护柳扭牛头，牛牛扭头瞅妞妞，妞妞扭牛牛更拗，牛牛要顶小妞妞，妞妞捡起小石头，吓得牛牛扭头走。
全文仅五十余字，单韵母“iu”的发音就超过半数，要练习声调——niū(妞)、niú（牛）、liǔ（柳），niù（拗）,四声之外还有轻声——niū niu（妞妞）、niúniu（牛牛）；要区分声母l和n的舌尖前后的发音，还从中培养了断句的能力——妞妞赶牛/牛不走，妞妞扭牛/牛更拗，有一定的难度，却是语言习得、思维训练的不可多得的好材料。
及至学龄前后，人们常常通过儿歌将各类知识灌输给他们，朱自清先生就曾归纳出童谣中关于数的观念、色彩的观念、草木鸟兽名以及含教训意义等几项内容。童谣世代相传，《小老鼠》这一童谣，几乎华东一带都可听到，“小老鼠，上灯台，偷油吃，下不来，喵喵，猫来了，看你下来不下来。”童谣中心惊胆战的小老鼠具有永恒的魅力，绘声绘色的吟诵感染了一代又一代的儿童。可见，童谣对孩子语言能力的培养、韵律的习得、修辞手法的领悟等方面在语文教学中都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歌谣是一种方言的文学”[①]那些带有方言的歌谣，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带有个性色彩，又洋溢着灵动、鲜活的生命气息。
歌谣不仅是孩童母语习得的有效手段，在生动有趣的童谣嬉戏中蕴藏着丰富的内涵，它也是中华文化的生动载体，其显性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它不单具有娱乐功能，在社会生活中，童谣与游戏所发挥的客观作用，承载的文化功能是多方面的。
首先，儿童在自由快乐的虚构世界中，认识、分配、体验社会角色，“游戏乃是一种交往活动”[②]；其次，在游戏——人类社会文化的缩影中，孩子进入所扮演的角色，遵循成人社会的游戏规则和角色约束，体会权力、义务，品尝胜利、失败的滋味，感受并培养性别意识，逐步建立完善的人格；第三，在游戏所提供的虚拟的理想境界中，充满愉悦地享受自由选择，缓解紧张的心情；此外，游戏的体育锻炼功能、审美功能、益智作用都有着巨大的潜力，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游戏体现着人类社会的美好理想，即从孩提时代，追求自由、平等、公正。
童谣、游戏还具有隐性作用，因为“游戏乃是人类生活的一种基本职能，以致于缺乏这种因素的文化是完全不可想象的。”[③]作为民俗传承重要形式之一的歌谣嬉戏，其中蕴含着人类文化信息传递的最本质特征。通过游戏中所造成的某种文化氛围，在参与群体活动的过程中自然地、而非强制性地传递、消解“信息压力”和“规范压力”[④]，童谣游戏正是这样发挥着文化价值，在别具一格的民间游戏文化中受到熏陶、感染的个体，逐渐形成共有的“我们感”，生命的每一个历程，在各自民俗文化的关照和影响下，成为一种民俗文化千锤百炼下的具有特定国民精神的人，朱自清先生当年在清华大学讲授中国歌谣的时候，用浅近的语言表达了这一深刻道理：“儿童幼时的见闻，影响于将来成人后的行为很大。儿歌为儿童日常所见闻口习，其关系之重要，自不待言。所以一社会中流行的儿歌，富于冒险性质的，其国民亦多冒险精神；偏于利乐主义的，国民亦多利己思想……”[2]p.137；这也是当今我们关注民俗的根源所在，民俗孕育了国魂，国魂就在民俗之中，陈勤建先生在《熔铸国魂——略论民俗与民族精神》[⑤]一文中阐述了两者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
二、民俗学的研究对象
在我国历史上，童谣儿歌古已有之，作为民俗学的研究对象之一，歌谣（童谣）、民间游戏一直受到重视，而且前者还是采风的重要内容。自古以来，有关各种生活习俗的记述散见于诸种典籍之中，从先秦的《山海经》、《仪礼》、《国风》到汉唐《史记》、《风俗演义》、《荆楚岁时记》、《大唐西域记》等文献中，可以发现中国民俗文献相当丰富，记载的民间传统的游艺竞技生气勃勃。清代的杨慎所编的《古今风谣》是古代第一个民谣专集，他采集、记录当时的童谣儿歌，开辟了搜集的先例；万历年间的吕坤父子所编《演小儿语》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儿歌专集，他们揭示了民间儿歌“群相习，代相传，不知作所自”的特点，并发现了童谣儿歌在儿童启蒙教育中的重要作用；清代范寅开创记录方言儿歌，为语言学、民俗学提供了研究素材[⑥]；晚清改良主义者黄遵宪、刘师培等都涉及民歌童谣的论述，黄遵宪还是主动收集山歌的有识之士，他以及梁启超大力倡导的“学堂乐歌”融入了爱国民主的思想，将国家、民族之未来与儿童、儿童教育联系起来；林纾“强国之基在蒙养”的思想代表了当时启蒙运动的普遍思潮，五四前的学者志士们以自己的实践，借诗歌的形式摹写儿童率真情性，充分赋予、张扬了儿童诗歌、童谣的教育功能。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下，涌现了大批学者，他们为儿童文学拓荒奠基，同时，源于北大的歌谣研究会发起了歌谣的征集活动，取得了重要的文学实绩，并且以民俗学的理念研究古今传承的民族文化艺术。北大歌谣研究会征集、研究流传于老百姓的歌谣等口传文学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思想启蒙的意义和作用。[⑦]歌谣研究会的领袖、成员蔡元培、刘半农、钱玄同、沈兼士、沈尹默以及周氏兄弟、胡适等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都是中国现代文坛上的顶级人物，当然，关于汇集歌谣的目的，不同学者各有侧重，周作人指出研究目的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⑧]朱自清开课的讲稿《中国歌谣》倍受欢迎，这部著作也是朱自清先生在这一学术领域研究的重要成果。尽管先驱们的学术视野各有侧重，但却有着一脉相承的精神动力，那就是找寻歌谣等民间文学形式的民族之根、文化之根，歌谣等民间文学形式凝结着民众的知识智慧，童谣儿歌口口相传的特征、琅琅上口的音韵、简洁鲜活的语言中同样蕴含着集体的智慧，它是形成儿童最初世界观的精神土壤，牙牙学语的儿童从童谣中习得语言，积淀各类民俗事相并逐渐固化为约定俗成的民俗心理，在游戏中的竞争与合作正是今日我们所提倡的团队精神的预演。1913年，鲁迅在其《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将艺术的功用性归结为“表见文化”、“辅翼道德”及“救援经济”，童谣先天具备的艺术特征给儿童带来审美愉悦，也是它生生不息、在新时代展现旺盛生命力和永恒活力的精神源泉。
国外学者对此也多有研究，“儿戏”一直为学者重视，古代哲人亚里斯多德在著名的《政治学》（第七卷，第十七章）中阐述了游戏在学前期的重要性，十九世纪以来，心理学界皮亚杰、弗洛伊德等学者都提出了相关的游戏理论。童谣、游戏在民俗学中同样占有重要的地位，《民俗学手册》的作者——英国民俗学家博尔尼女士在其论著中都有相关介绍，高梅女士（lady alice bersha gomme）尤其关注儿童游戏[⑨]；德国也在十八、十九世纪，赫尔德收集民歌并著有《民歌中各族人民的声音》，对欧洲民歌整理作出贡献，在他的影响下，歌德也曾参与了收集活动，德国民俗学奠基者、语言学家格林兄弟收集童话、传说，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贯穿于他们著作中的暗线。正如博尔尼在书中所言，“儿童既善于模仿，又善于保存”，儿童歌唱游戏本身就是一种残存的习俗，这习俗倘无儿童游戏，则已经消失或接近消失。因此，歌谣游戏作为民俗传承的形式之一，起着重要的作用，百余年前，江绍原先生译介的《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一书正是以英吉利歌谣为研究对象，展现其古老民族遗风的论著。
2005年六月廿一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格林童话为世界文化遗产，誉为“欧洲和东方童话传统”划时代汇编作品的《儿童与家庭童话集》，感染、影响了世界各地一代又一代人，格林兄弟为“世界记忆”做出了卓越的贡献，那些反映人类共同情感的浪漫幻想故事，超越国界，成为东西方人的共同财富，并继续以丰富多样的传媒方式施展着它的魔力，渗透到当下的生活、影响着未来的岁月。
近年来，世界各国学者对非文字文化遗产尤为关注，他们的研究提示我们，随着科技的发展，传媒的突飞猛进，以非文字的形式保存或记录文化载体成为可能，我们——文化的传人，意识到其紧迫性的同时，还应该身体力行，有意识地记录原生态的非文字文化，二十世纪初的学者文人们已经为我们做出了表率，歌谣、游戏兼具表演性、娱乐性、教育性等功能，又具有口传性、流动性的特点，这些反映了世世代代民众生活情趣、智慧的文化形式的确应该受到重视和保护，更需要借助现代化的录音、录像设备予以记载并传播，焕发出传统文化的活力，体现新的时代精神。
三、“歌谣游戏”的当下意义
人人都度过歌谣嬉戏、童言无忌的时代，童年，是每个人都经历过的客观存在，诚然，在西方，四百年前的学者发现了儿童[⑩]，而在中国，对人生之童年的关注仅仅百余年的历史，但无论如何，儿童的发现无疑是人类文明的一大飞跃。世界各国反映儿童生活情趣的文艺作品及游戏伴随着孩子的成长，这是儿童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童谣、游戏满足了孩童的自由不羁的天性，琅琅上口、童趣盎然，孩童们在娱乐中潜移默化地了解自然、适应群体，形成各自人格、精神品质及相应的社会价值观，因此，儿童游戏文化作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精神植被”[11]，其枯荣盛衰关系到国家的未来。
曾几何时，不健康的“灰色童谣”、另类“顺口溜”、“打油诗”等弥漫校园，在中小学生群体中自行传播，虚拟的人机网络游戏吞噬了一些未成年人对现实世界的认知，不利孩子的心理健康，且造成潜在的负面影响，有些教学机构因时度势，在学生间开展民间游戏与童谣的收集活动，这无疑是明智之举，他们的这一教育实践活动，充分利用学校这一传播空间，以儿童为本，从教育出发，把握孩子的年龄特征，顺应他们的学习心理，借助文学的载体，通过喜闻乐见的形式寓教于乐，具有远见卓识，于儿童、于国家民族都是十分及时与必要的，在当下科技繁荣、媒体发达的文化建设中，更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和不可估量的社会价值。
歌谣游戏给予孩童娱乐与消遣，既然“一个孩童的游戏具有一种前儿童教育学的价值”[3]p.260，同时也正如席勒所断言的“在一个儿童的游戏中有着深刻的意义”[12]，“保卫”童年，保护童年生态、传承民间文化、弘扬民族精神，更有着深远而艰巨的历史意义。
2004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这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而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和战略意义的举措，同时也具有紧迫感，“意见”明确提出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要把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作为思想道德建设极为重要的任务，纳入中小学教育的全过程”；同年8月，在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中，中共中央明确指出：“以爱国主义教育为重点，深入进行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是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建设的主要任务之一，两份文件都关注了少先队、党、团组织及课堂教学、社会实践、文化素质教育等方方面面的积极作用，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途径，从未成年人开始，到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若干意见，体现了中央对祖国未来、民族希望的人才培养的高度的重视，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后继有人的举措。与此同时，充分挖掘和利用民俗文化，在优秀文化的传承中寓教于乐，以人为本，快乐的学习也越来越引起了全社会教育工作者的重视，将它付诸实践，理应达到投入小而收效显著的目的。思想道德建设需要有抓手，尤其对未成年人的教育来说，要与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娱乐活动相结合，在潜移默化中做到润物细无声。通过民俗文化的传承活动，贴近孩子生活，符合其年龄特点，满足其兴趣爱好，无疑是一剂良方。
民俗文化的传承，正如一荷兰学者在上世纪初所提到的，有快乐的传承，还有痛苦的传承。前者指的是游戏的、玩乐的、开心的传承，而带有苦痛色彩的传承是具有说服性的、约束、强制、规范性的传承，我们都经历过，也正经历着上述传承。正如民俗文化是生生不息的，传承本身也是动态的，时代在发展，信息在生成，与时俱进，把握时代脉搏，在传承中求发展，这是硬道理。
童谣游戏，是本民族文化的载体之一，不仅在形式上，在内容上都具有更深更丰富的精神层面。它是快乐的传承，其意义不止娱乐健身、语言习得，它关系着民族精神，千秋大业，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的目标是，尽量摆脱或减少来自社会的种种压力，排除痛苦的传承，同时扩大并生发快乐的传承，满足孩子精神上的需求，挖掘出民俗文化中知识的、情感的、道德的、娱乐的和信仰上的意义。
富国强民是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理想，在当今构建和谐社会的主旋律中，我们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机遇和挑战，担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的知识分子，理应立足中国传统，弘扬民族文化，沿着爱国志士们的道路，从历代传承的优秀文化中，从童谣游戏那富于智慧活力的奇思妙想中，寻找民族兴旺的精神源流。“百年树人”、“树根立魂”正是民族昌盛的希望之路，每一位公民都曾体验、参与了童谣游戏这一非文字的文化活动，传承传统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熔铸时代风范，作为东方文明的传播者和实践者，我们正担负着这一神圣的使命。
作者简介：戴岚（1970 - ），女，湖南湘潭人，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副教授，在职博士生。
注释：
[①] 沈兼士 《段砚斋杂文·今后研究方言新趋势》，转引自 周振鹤、游汝杰著《方言与中国文化》 第2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②] 伽达默尔 《美的现实性及其它论文》，转引自季桂保，《游戏与对话：解释学哲学的原型》，《学术月刊》，1993年第3期
[③] 同上
[④] 《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苑利主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周国茂在《民俗与行为模式》一文中，借用克特·w·巴特的说法，用“信息压力”和“规范压力”阐述民俗对个体的约束力。
[⑤] 陈勤建、周晓霞之《熔铸国魂——论民俗与民族精神》有详尽的分析，可参见北京日报 2004年九月二十日
[⑥]参见《民间文艺集刊》第二集，车锡伦《明清儿歌搜集和研究概述》，上海文艺出版社。
[⑦]刘锡诚先生《北大歌谣研究会与启蒙运动》一文回顾了这一时期歌谣征集活动，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审视了这一研究群体。可参见《民间文化论坛》2004年第6期
[⑧]早在1913年周作人在《儿歌之研究》中首次使用“民俗学”一词。
[⑨] 高梅女士的著作《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传统游戏》分为两卷，分别于1894、1898年出版，其中详细描述了800多种游戏及变体。高梅夫妇致力于民俗学研究，他们认为从儿童的游戏中可以追寻往日的成人习俗和信仰。高梅女士创立了“歌谣游戏”（singing game）这一术语，并确立了儿童民俗学的研究领域。可参见“play today in the primary school playground: life, learning and creativity”(edited by julia c. bishop and mavis curtis. open university press),网路资源：mcgraw-hill.co.uk/openup/chapters/0335207154.pdf
[⑩] 1658年，捷克的夸美纽斯出版图画教科书——《世界图解》，迈开了人类正确认识儿童的第一部。
[11]我国学者资华筠在2000年人类学国际会议中提出，各国的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犹如人类的“精神植被”。
[12]转引自[德] 恩斯特·卡西尔著《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2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