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周有光先生的治学和养生
（在“周有光与中国语文现代化”学术研讨会上的书面发言）
苏培成
热烈祝贺《周有光文集》的出版！周有光先生今年108岁，在语言文字学专家里面是年纪最大的，他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很多。下面仅就他的治学和养生谈四点粗浅的认识：
一、十分重视语言文字的应用研究，把语文现代化跟语言学挂钩
我国对汉语文的研究开始得很早，成就很大，但古代的语文研究实际是语文学（philology）的研究，还算不上是语言学（linguistics）的研究。19世纪末的西学东渐时期，开始引进现代的语言文字学。现代汉语汉字研究可以分为本体研究和应用研究两大门类。本体研究眼睛盯住的是语言的结构，应用研究眼睛盯住的是使用语言文字的人。应用研究要考虑人的需求、人的感受。没有人文情怀，就无法进行应用研究。在周老进入汉语文研究以前，汉语汉字的本体研究方面出现了许多大家，可是应用研究方面还相对落后，成果较少。清末以来，随着语文现代化的逐步展开，应用研究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周先生就是在在这样条件下全力投入汉语汉字的应用研究，具有很大的开创性，解决了汉语文应用中的许多重大问题。突出的例子是对汉语拼音和汉语拼音正词法的研究。在今天中国，汉语拼音无处不在，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不从汉语拼音受益。小孩子学识字要用汉语拼音，成年人查字典离不开汉语拼音，知识界要把汉字输入电脑主要用拼音转换法也离不开汉语拼音。再如，汉字研究是传统文化的重要部分，可是从《说文解字》起直到现在，研究汉字占主导地位的还是《说文》开创的六书理论。真正关注现代白话文里的汉字应用，是由周先生倡导的现代汉字学开始。前几年我从《规范汉字表》的研制中深刻地感受到现代汉字学的研究对解决现代汉字应用的重要性。现代汉字学告诉我们汉字难学难用的主要原因，不是笔画繁而是字数多，因此对汉字必须实行分级定量，努力减少汉字的字数，可是在研究《规范汉字表》的时候，有的专家拼命要把生僻字放进字表推向社会，《新华字典》第11版就受了这个影响。在今天的中国，语言文字的本体研究还需要提高，而应用研究方兴未艾，问题成堆，更需要我们奋力开拓。应用研究要有以本体研究为基础，它是比本体研究深入一步的研究。
二、十分重视学术的创新，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
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周先生提出了人类语言生活的五个里程碑：⑴文字的创造和传播。⑵民族共同语和国家共同语的确立和普及。⑶传声技术的发明、发展和推广。⑷计算机的发明和语词处理的智能化。⑸国际共同语的成长和流通。
周先生提出了文字的三相分类法，就是从符形、语段和表达法三个侧面全面地观察文字，确定具体文字的类型。在这之前，还没有哪位学者能够从世界文字的全局做出这样清晰的概括。
周先生高瞻远瞩，从宏观方面提出世界文字发展的三个阶段，就是从形义文字到意音文字，再到表音文字。大量应用国内少数民族的文字资料，对上述文字发展的三阶段做了有说服力的论证，建立了中国的比较文字学。这不但直接促进了汉字改革的研究，而且对世界的比较文字学研究做出了贡献。
周先生对汉语和汉字研究提出了要“开辟汉语和汉字研究的新领域”的意见。他说：“从历史来看，汉语和汉字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时期。⑴传统语文学时期：主要内容是训诂学、音韵学、小学等。⑵现代语言学时期：主要内容是现代汉语的语音学、语法学、方言学等。⑶新语文时期：主要内容是中国语文现代化（普通话、白话文、简化字、拼音字母的理论和应用）；汉语和汉字的电脑处理（中外文自动翻译、中文信息处理等）。” “‘科学学’有一条规律：‘知识的转移推动科学的发展’。汉语和汉字的研究正在开辟一个新的领域。”（《计算机时代的汉语和汉字研究》389页）
在文化学领域，周先生的贡献更大影响更广。周先生倡导“双文化论”，指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但是在现代，任何民族都无法离开覆盖全世界的现代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步骤主要有三个方面。一、经济方面：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二、政治方面：从神权政治到君权政治到民权政治。思维方面：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发展有先后，殊途而同归。（《文化学丛谈》26页）（《朝闻道集》95页）这是多么大的问题，而周老举重若轻，谈的深入浅出，发人深省。
三、坚持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坚持科学发展的一元性
不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是不停地发展着，而发展不是杂乱无章而是富有规律性。事物的发展变化的规律不是一眼就可以看到的，而是隐藏在纷繁的表面现象之后，不容易把握。学术研究的崇高使命就是揭示事物本身的发展规律，使人们能够利用规律引导事物向着有利于社会发展的方向发展。“发展是进化，不是退化。”（《文化学丛谈》27页）
周老所以能揭示事物发展的科学规律，主要的方法是坚持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坚持科学发展的一元性。中国古代的语言学者受时代的限制，以中国为中心，对中国以外的世界不甚了了。到了近代这种局限严重束缚了国人的眼界，使中国在与外国打交道时吃了大亏。容闳是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周先生进行研究，强调用世界眼光看中国，主要目的是要探讨规律。中国和外国同在一个地球，从中国看中国，眼光狭窄，许多问题看不清楚。从世界看中国，便于发现规律，把握规律。
在语言学研究领域，通过比较发现规律，19世纪建立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就是应用这种方法。20世纪，受西方学术的影响，汉语方言研究取得许多突破。例如，古代汉语的入声是怎么发展的。单从北京话看不清楚，联系汉语方言，很容易找到规律。中古汉语的入声有-b-d-g尾，后来发展为喉塞？，合并为一，如吴方言。后来喉塞尾脱落，变为舒声，但是还保留特殊的调值，如山西话。再后入声消失，《中原音韵》的入派三声。
周先生说：“历史学如果只研究一个国家的历史，或者只研究一个朝代的历史，而没有世界通史的宏观研究，那么，历史学是不完备的。文字学也一样，如果只研究一个国家的文字，或者只研究一种文字，而没有人类文字的宏观研究，那么，文字学是不完备的。”（《周有光语文论集》第三卷7页）汉字问题十分复杂，单从汉字本身研究汉字许多问题看不清楚。周老利用比较文字学的方法，“找寻汉字在人类文字史上的地位”。
周先生从世界看中国，不但是便于比较，更主要的是提出一条极为重要的原理，就是科学发展的一元性。他说：“任何科学，是都是全人类长时间共同积累起来的智慧结晶。颠扑不破的保存下来，是非难定的暂时存疑，不符实际的一概剔出。公开论证，公开实验，公开查核。知识在世界范围交流，不再有‘一国的科学’、‘一族的科学’、‘一个集团的科学’。学派可以不同，科学总归是共同的、统一的、一元的。”（《文化学丛谈》14页）“科学有一元性，不分阶级，不分国家。”（6页）这种认识“认为人类文字在不自觉中有一种共同的进化规律，正像生物在不自觉中有一种共同的进化规律一样，这种理解被称为‘文字进化论’。”（12页）
科学的一元性对汉字研究非常重要。从表面看，汉字和拼音文字截然不同，似乎没有共同的规律。有的学者十分热心寻找汉字的特点。《汉字文化》杂志竭力鼓吹所谓的“汉字优越论”。他们认为，拼音文字是记录语言的工具，汉字可以抛开语言，直接表示思维。汉字比拼音文字优越。这种理论适应了国人的民族自豪感，但可惜是没有根据的。周老用一元论研究文化，他指出：“人类历史像一条田径跑道，世界各国都在这条跑道上竞走；有快有慢，有先有后，后来可以居上，出轨终须回归，道路只有一条，没有第二第三道路。竞走目标是没有终点的科学和民主。”
四、妥善处理人际关系与人和自然的关系
养生的实质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如何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二是如何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关于人际关系，周先生力求和谐。办法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例如，前些年流行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文化循环论，周先生多次进行点名批判，旗帜鲜明。至于一般的小事，周先生十分宽容，从不计较。关于人和自然的关系，周先生说人要敬畏自然，适应自然，不去勉强做那些做不到的事情。周先生说：“活到这么大，明白了一个简单的道理：服从自然规律。沉浮起落是自然规律，生生死死也是自然规律，都要服从。哪怕逆来，也要顺受。”“人生就是一场马拉松长跑，不要太在乎一时的短长，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来时迎，去时送，万事顺应自然，万事莫要勉强，就是最好的了。”
（2013.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