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禮運大同篇,描繪了儒家文化的理想社會;《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諸己,力惡其不出其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禮運大同篇描繪了一個大公無私,我為人人,人人為我,我愛人人,人人愛我,的理想世界,這也是人類社會追求的最高境界。
如何纔能達到這個理想的大同世界呢?儒家認為須從每個人修身做起,孔子說;《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這段話說明一個人,在社會中成長應有的過程,一切從修練自己的身心做起,使自己成為一個,深思熟慮,心存仁義,具人生目標的人。在這樣的基礎上,一定能使家庭和樂,成為人人期待的領導者。這不正是今天,選民撿視領導人的尺度嗎。在禮運大同篇裏提到了《選賢與能》,雖然當時沒有今天民選的概念,可是從眾人之中挑選有能力和才幹的人,為朝庭和人民服務卻是常有的事。
人在成長的過程中,個人應當學習的功課包括,待人應有的態度,在論語中,曾子說;《君子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矣》。這段話的意思是;一位具德性有修養的人,重視待人的態度有三項;舉止態度須合乎禮節,始能不粗厲放肆;神色要端正莊重,就近於信實;說話的語氣要有禮貌有次序,就不會顯得鄙俗無理了。
在與人交往的時候,須舍身處地,為他人著想,如子貢說;《我無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也就是說,我不喜歡別人加放在我身上的事,我也不會加放到別人的身上。譬如,我不喜歡別人對我撒謊,因此我不會對別人撒謊。
孔子說,《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戒之在得》。這是孔子提醒每一個人,在人生成長的過程中,生理與心理的變化會影響一個人的思維和行為,因此要時時刻刻的告戒自己,要避免美色的誘惑,意氣用事的衝動,和過份對財勢的貪戀。
孔子說,《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疑思問,忿思難,見德思義》。這段話是說,一個人在為人處事上,有九件應當深思熟慮的事;當觀察事物時,一定要力求分明(避免錯誤的判斷);聽人的語言時,要力求聽得清楚 (免得成為謠言);與人相處時,臉色一定要顯得非常溫和(使人樂於親近);待人接物時,態度要力求恭敬(容易受人尊敬);有了疑惑,一定要問個明白(避免犯同樣的錯誤);當發怒的時侯,一定要想到可能造成的禍患;見到了可得的利益,要想想該不該取得。
至於為人處事遇兩難,需要做選擇時;要《擇善固摯》,要持 《中庸》 之道;《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這話的意思是;凡事不要偏極,選擇最合道理的立場,堅持到底。又說;《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人,有殺身以成仁》。
當身處逆境遭遇苦難時 , 要有信心 , 能夠堅持 , 如孟子說 ; 《 故 天 將 降 大任於是人也 , 必先苦其心志 , 勞其筋骨 , 餓其體膚 , 空乏其身 , 行拂亂其所為 ; 所以動心忍性 , 增益其所不能 》。孟子的這段話是告訴使身處逆境,懷才不遇的人,為了成就未來的大事業,身受的苦難,是為未來身負大任做準備的。
在為人行事上如孔子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意思是為人行事,如果事前沒有做長遠週詳的考慮,一定會有旦夕的憂患。
在孔子的大學篇裏說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以上這段話是告誡每一個人,為人做事要誠實,不要欺騙自己。對於是非善惡的接納態度,要真誠得像對惡臭氣味憎惡的反應和對美麗姿色喜愛的反應一樣。人在獨處時容易存僥幸之心,做缺德違法的事,因此要謹惕,就像時時刻刻,有十隻眼睛看著看著自己和十隻手指指著自己一樣。儒家教導人修身的功課,是發自每一個人內在的良知,是長期的,終生時時刻刻要提醒自己的。
孔子敘述他一生修身的過程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隨心所欲不踰矩》。
繼孔孟的時代之後,儒家自律修身的道理,成了中國歷經兩千多年,不同朝代人文社會有效運作的主要依據。不過在歷史過程中由於當權階級的需要,常會扭曲儒家經典的原意,造就了許多不合道理的文化。譬如在《rethinking confucianism》一書中所討論到儒家與裹小腳和男尊女卑的關係,或者將 “忠” 視為 “死忠” (違反道德的忠)都是因當權階級的需要而造成的,並非出自儒家的本意。
許多歷史上有關宣揚儒家經典的文學及戲劇創作,將儒家文化進一步融入民眾生活之中的,如 《木蘭從軍》,《岳飛的精中報國》及《三娘教子》等等。甚至一則描述有關儒家經典的小故事,可以造就一個膾炙人口影響深遠的銘言。如漢代以研究詩經善長的文學家韓嬰(約公元前200年至 130年)所敘述的一段關於孝道的故事;
孔子與弟子,在途中聽到有十分悲傷的哭聲,孔子說;“趕快,趕快,前面有何賢者在哭” 。走近一問,知到此人名叫皋魚,穿著粗布衣,手裏拿著鐮刀在路旁哭泣。孔子下了車,問皋魚說;“為何如此傷心,是否家有喪事?”。皋魚說;“我犯了三個疏失,想起來就傷心難過。疏失之一,少年時,忙著求學,遊說諸侯,未能好好侍奉父母,反而要他們為我操心。疏失之二,我自命清高,想做大事業,不願侍奉庸君,結果歲月蹉砣,人老了,結果一事無成。疏失之三,與交往深厚的好朋友,因細故而決交。因此他感嘆的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請允許我從此告別人世,去陪伴已逝的親人。於是皋魚站著不動,枯槁而死。
孔子對弟子們說;“你們要以此為誡,這件事足以使你們明白人倫的道理”,於是在孔子的弟子中,有十三人辭別孔子,回家侍奉父母去了。從此;《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成了孝道的警世銘言。
儒家教導人修身的功課,是發自每一個人內在的良知,是長期的,終生時時刻刻要提醒自己的。孔子敘述他一生修身的過程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隨心所欲不踰矩》。
在孔孟的儒家經典裏,沒有強調懲罰。我想,在春秋戰國時代,嚴刑峻法,多如牛毛,孔孟只求以仁義的力量,感化眾生,以求達到世界大同的境界。至於懲罰,後來,由孔子弟子的弟子 “韓非子” 後起之秀,建立了法家的學說。